作者：小楚巫
（深圳某中学语文教师 女权主义者）
编辑：小灰
首发：新媒体女性
某个下午，同事告诉我，上三年级的儿子问她，为什么书上的伟人都是男的啊？我说，那你怎么回答他的呢？她说：“就把你平时告诉我们的那些告诉他。“她口中的“我说的那些”就是我在吃饭或者其他空闲里提到的女性因为性别所遭遇的不平等，比如历史上女性连参加考试的机会都没有。
其实，对于身处具有悠久历史的父权制社会的我们，走出反思这一步并不容易，尤其是习惯了男性认同的人们，并不会顺利地接受我的质疑，不是每个人愿意去看见这种不平等的真相，所以，同事的回答让我有点眼前一亮的感觉。
我一直在强调性别平等是教育者的必修课，关乎着每个人的利益。虽然男女平等被写进宪法，但是在法律执行的过程中，我们还是看见了大量的女性因为性别遭受了升学就业等方面的不公。在社会舆论方面，“三千万剩男“话题下众人忧虑的是男人的婚配问题，鲜有人去追问如此失衡的性别比后的男孩偏好；在彩礼话题下，众人指责女性拜金，但是却对从夫居、随夫姓这种男性既有特权视若无睹。
性别平等和多项社会议题交叉，不管它如何被遮蔽在各种社会不公现象的背后，其对于我们生活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正如《性别打结》的作者所说，我们每个人都住在这个”父权“房子里，也如上野千鹤子在《厌女》一书所说，在性别二元论的秩序里，无人能逃脱厌女症的笼罩。在这种文化语境中，普及性别平等思想很艰难，但是任务又很迫切。
▼ 抓住机会，纠正学生日常语言中的性别偏见
在我们的成长中，周围一定响起过这样的声音，“你不像个男孩子”或者“你没有个女孩样”。这两句粗暴的二元性别气质划分背后指向的正是父权对于男女的单一定位，当一个男孩子没有表现所谓的阳刚气质或者专属于男性集团的特色，他饱受打压和指责，他的父母或者老师，或者其他的认同父权对于男女二元划分的人群，都有可能对他有这样的语言问责，因此，我们看到。一个人在某些时候应该展现的脆弱，比如人也会哭、会脆弱，但是在男权语境，男孩子的展现被视为一件很丢脸的事情，常常被归咎于“居然像个娘们”一样，这个话语里隐隐透露出的则是上野女士所谓“女性蔑视”。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丰富而多元的，怎么可以被禁锢在单一的性别气质之中呢？
学生们毕竟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平等理论，在日常的语言中常常会不自觉地展现偏见，当他们无意地攻击对方的性别的时候，我会抓住这个契机来启发他们，为什么你会说出来这样的话，比如有个女孩可能做事不够细致，有男同学调侃她：“像什么女生，你这样会嫁不出去的哦！”，我就慢悠悠地问他，“为什么要用‘嫁不出去’来调侃女生呢？我知道你是希望我们做事都该细心，不细心可能会有一些不好的后果，但为什么你觉得‘没有男人要’在你看来是最常用的评判的标准？”
这种从日常语言切入的方式往往能够顺利过渡到背后的理论真相，把女性的终极价值指向嫁人生子未必是孩子们真实的想法，往往是成人世界给他们灌输的思想，每个人都出生在这个既有的语言体系和价值认同之中，但“从来如此，便对吗？”，作为老师，有大量的机会接触在充满偏见和歧视的语言，只要选中一些语言的突破口，就多少能拨开两性不平等的一些迷雾。
▼ 在课堂上，审视文艺作品的性别立场
和学生的交流必然会涉及到书籍和影视作品，每一个写作者在反映时代，也不免受困于时代。比如班昭，她是我国第一个女历史学家，在父兄过世之后，她等于是以一己之力完成了《汉书》后期的写作，但是书的署名却没有他，更令人难过的是，她受人追棒的不是《汉书》这样的学术作品，而是《女诫》这种为女性特质的行为指南，这些常识都会出现在平时的教学中，如果抓住这样的问题让学生去思考，就能引入到女性的贡献被历史遗忘这样的话题之中，这是富有意义的，告诉我们的孩子们，女性不是被呵护和企求照顾的那一个，不是无能和弱势的，她们做出的巨大的贡献，大多没有被记录下来。
同样的，影视作品也是很好的交流途径，我曾经在课堂上放过《素媛》《印度的女儿》，也会把《妇女参政者》推荐给学生，因为这部记录片展示了妇女获得平等的选举权不过百年的时间，女人一样参与社会劳动，但在法律意义上她是男性的附庸，连争夺自己孩子抚养权的资格都没有。这些都能让孩子们更直接地感受到，正是由于无数前人的抗争，才让我们获得平等的权益。
很欣慰的是，中学生没有上一辈的那么多成见，他们也会跟我交流女性觉醒的作品，比如张惠妹的《母系社会》，有学生告诉我，“老师，我觉得歌词写得很好哦！”歌词有：“世界男人称王，女人却什么都扛”，刚好可以对应我们这个要求女人做超人的当下，罔顾女性的现实处境，总是给予她们平衡家庭和事业的压力，如果一个孩子少年时代就开始质疑，那么多少会有改变的吧。
我偶然提到小时候，身边不停有人训导我“女孩子，读那么多书干嘛”，我的男学生替我愤怒不已，也许，平等原本是很天然的追求，只是太多人被束缚于既有的偏见之中了。
▼ 培养孩子思辨能力，讨论荒谬的性别叙事
在大量的女性受害事件中，我们总是看见这样的评论：“穿这么少，被强奸了活该！”“这么晚了还出门，肯定不是什么好女孩”，孩子们有的对这种评论和愤怒，有人则很迷惑。
问责受害者，尤其是从女受害者身上找道德瑕疵，是厌女社会的一贯做法，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女孩们，常常在被侵害之后转入对自我的问责，这种问责的能倒向什么后果呢？大家可以看看台湾作家林奕含的遭遇，这个年轻的作家不久前自杀了，少年时代被性侵犯的阴影伴随了她的一生，周围人的不理解更是让她窒息。比起被强奸被骚扰的伤害，来自周围人群的二次伤害有时候更为严重，扪心自问，我希望我的孩子生活在这样的世间么？如果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孩子在这样一个充满恶意的社会里长大，那么，至少在我这里，和学生一起讨论新闻案例中这种“受害者有罪论”的荒谬之处是刻不容缓的责任。
然而，男性就被排除在这种伤害之外了吗？并没有，我们看到，在男生被性骚扰的新闻下边，充满了各种轻佻的评论，因为，在男权社会里，默认男性是性的掌控者，一旦你处于被侵犯的地位，就成了支配着，也就沦为供人调笑的第二性，关键是，男性被侵犯的事实往往是被隐藏的，也正是因为事实被隐藏，传播的比较少，让不少大人陷入“我们家是男孩子，不会吃亏”之类的幻觉。
我们国家的不少媒体缺少基本的新闻伦理，在受害者新闻中拿性别做文章的不在少数，在良莠不齐的新闻评论中挑选案例，启发学生思考，也需要一双火眼。
性别平等之路道路且长，但并非不知道从何做起，作为在男尊女卑的大环境中幸运长大的我，深感有责任为下一代两性的平等贡献一份微薄之力，在平凡的日子里，也可以实现文明的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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